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问题

2017-07-19 15:34:35   时评频道    来源: 乐学网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栏目是中华网教育频道的特色栏目,通过名家大师的观点解答教育问题。各路名家云集:俞敏洪、周国平、施一公……

  施一公,现年48岁,于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46岁先后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他放弃美国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国,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首批成员。他在不同场合下对“中国教育”的直言不讳常常引人深思。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他于2014年9月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上关于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旨演讲,与在清华大学2015级研究生新生做了题为“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报告内容节选,他的两大教育观念值得深思:一是“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另一则是“致研究生: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智商”。

  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和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致研究生: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智商

  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IQ。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IQ。I believe so.

  第一,时间的付出。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机遇,这一定是瞎掰。当然现在一般这样说是为了谦虚,但这种谦虚会误了很多学生。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84-86年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

  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离开就可以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简单的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哪怕你的吃饭时间、查阅文献之后放松的一小时,都要去除。

  一周工作50小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如果你能做到,你满足了我的要求,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实验室。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任何人不付出时间,一定不会有成功。

  第二个是方法论的改变。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很年轻。从九十年代初起的十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自然》《科学》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

  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如何养成。我讲的例子都非常极端,希望大家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去思考,因为对你的专业不一定适用。

  我举个例子:理科老师会讲,要广泛阅读文献,知识要宽广,要知道现代科学进展到哪儿了,要泛读,等等。其实我在霍普金斯做博士生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讲的,要读《Nature》,读《Science》,读一些刊物,我也是这样做的。到他的实验室后,我觉得我的表现欲很强,想让导师知道我以后想做教授。

  我如何让导师知道我很能干、很有见解呢?下一篇《Nature》出来的时候我仔细读,等我有很深的见解之后,去找导师讨论讨论,就能显得我很有见解了。所以有一次《Nature》发了一篇领域内的前沿文章,我就去找导师,可是导师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读了以后再说吧。”我想导师可能最近比较忙,没有来得及读。当时我有点功利,想着我是不是白读这么仔细了?(笑)

  过了一个月我又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将近一个月了,也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我们领域内的文章。我又想跟他讨论,导师脸一红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笑声)我当时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读啊?(笑声)我没敢问。

  等到19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在写文章。

  我当时非常疑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去“套磁”?你还不去表现一把?于是我问导师,像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和他交流?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时间不可以再生。我当时大胆地问他:你读文章有时间吗?(笑声)他说我不读文章。我想和大家说,大家在读博士时要读文章,但现在我已经不读那么多文章了,更依赖于会议、电话、面对面等现场交流。

  当时我又问:不读文章如何养成科学素养?他说科学素养的养成和读最新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科学方法论的养成和科学史有关,和重大发现的数据源有关,与科学进展到最前沿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科学知识的最前沿只是在你做研究的时候让你知道,在领域内你所处在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科学前沿,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仅此而已。所以说好的研究生课程不一定是告诉你科学最前沿的内容。

  我在普林斯顿期间,普林斯顿最有意思的课是“人和遗传学”,里面最后一篇文章是90年代初期的文章,讲整个人和遗传学的发展历史、过程和一些关键的发现是怎么来的。最新的发现只是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和你的领域内直接相关,而和你方法论的养成确实没有关系。我问导师,那你写文章的时候怎么写?

  他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会读一些文章。他讲得很实在。我希望大家能够问为什么,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要有批判性思维。我在博士后的两年里收获巨大,我学到了如何在实验室里真正地攻坚克难。

  第三,建立批判性思维。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包括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Zinc Finger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大凭大脑想象出来的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也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那时,我在上博士三年级的,我很怕他。他有一米九三,一百公斤,力大无穷。又一次我们超速离心机的盖子拧不开,他去直接把转轴给拧断了。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

  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今天我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来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

  可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认为我最好的一门课是物理化学,朱文涛老师。朱老师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当时教我们的时候也很认真。所以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三处错误。当时我不敢提啊,但是后来一想,那的确是有错的时候,我哆哆嗦嗦的举起手说,我想说有第一处错误。这是,我对面的师兄说“哪儿有错?啊!哪儿有错!”我哆哆嗦嗦说完,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但是我们实验室的小老板说,我觉得一公讲得不错。

  其实,我发现Jeremy M. Berg,在我说出我的第一句话时,他的脸就红了。这时我们实验室在争吵,老板说今天的组会到此为止。大家觉得我顶撞了老师,没人理我,中午我都一个人吃饭。下午一点,老板找到我说,你学士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Tsinghua University,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他说我不关心你来自哪个大学,我关心的是你学的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

  我的本科老师的理论功底很深厚,所以讲的很透彻。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给我打招呼,这让我慢慢的有了自信。在我找到职位的时候,他们都对我说“Congratulations!”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用自己所学纠正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的学术错误的经历,在我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我在科学网的微博上面写了一些对研究生如何提高自己写作和阅读能力的博文。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知足常乐!

  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

  最后,我祝愿大家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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